1949年，周作人给周恩来的一封信，名义上是写给周恩来，实则是写给毛泽东的。信中，他试图为自己在日本侵华时留下的汉奸行为辩解，同时提及了掩护李大钊子女的事迹。他提及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时，特意对她说：“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，只认识一个毛润之，请你给他带好。”这封信，除了自证，更在于“攀交情”，希望被“谅解”。

毛泽东看了信后，以宽容的态度表示：“文化汉奸嘛，又没有杀人放火。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，养起来，让他做翻译工作，以后出版。”这话为周作人之后的命运“保驾”了。

五十年代，周作人的生活过得相当不错，他的文章开始在各大报刊出现，甚至有时每天都有文章见报。他骂国民党的文章不少，更多的是他一贯喜欢写的清淡隽永、谈天说地的文章。

境遇好起来后，周作人开始要求政府给自己更多。1952年2月，他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，信里满是为自己当汉奸之事辩解的字句。同时，他也给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周扬去了信，信中将自己给毛泽东的信也抄录进去了。

周作人的这几封信寄出后，他的境况再次得到了改善：人民出版社请他译书，买下他的稿子，每个月给他预支稿费200元。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有了这笔钱后，本就大手大脚的妻子羽太信子花钱越发没有节制了。

但花钱无节制的结果，当然是钱再多，“也觉不够花”了。1958年，想要更大改善的周作人给法院写信，要求恢复自己的选举权，但答案显而易见：未获批准。

作为一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过恶劣影响的文化汉奸，周作人能免受惩罚，已经算得到最大恩惠了。尤其，他每月还能得到数额不小的薪资。但周作人始终不觉得自己做过“汉奸”，所以，他自然也不会觉得如今自己得到的待遇是恩惠。

在与哥哥鲁迅的恩怨纠葛中，他也始终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错，而只一味认为：自己没有任何错。周作人明明做了汉奸，且伤害了哥哥鲁迅，为何却不自知，反而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与他本身的性格和际遇有关。

周作人在周家三兄弟中排行老二，性格懦弱，没有主见，容易受他人影响。在周作人家里，自然是听鲁迅或者母亲的，因为他们二者强。但娶了日本妻羽太信子后，面对数倍强势于鲁迅和母亲的她，他当然选择听羽太信子的。

也是因为什么都听羽太信子的，他才与鲁迅有了嫌隙，甚至后来还伙同妻子把哥哥、母亲逼出了八道湾的住所。日本占领北平时，周作人也是在羽太信子的影响下变节，开始为日本人做事。

周作人沦为汉奸，除了因为性格本身懦弱外，还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，他是个从小到大没有真正做过事的人，这样的人，非常自私且没有责任感。但周作人从小不做事这件事，也是鲁迅惯的，身为周家长子，他一直奉行“长兄如父”，所以从来不把弟弟周作人当弟弟，而是当“半个儿子”。

周作人在家里时，鲁迅替他打点好一切，后来，鲁迅又将他接到日本留学，期间，他对周作人依旧大包大揽。成家后，鲁迅也是一直带着弟弟跑，他在北京八道湾斥巨资买了房子，并把周作人一家安顿好，不用说，期间的花销，大部分都由鲁迅负担，周作人完全不用想事。如此大包大揽下，周作人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懦弱且无责任心的人了。这样的人，永远不会替他人着想，而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。

晚年的周作人，尽管在吃“鲁迅饭”，却总在言语间透露出“鲁迅欠他”、“自己为鲁迅做了很多”的感觉。一次，有人和他聊起鲁迅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提供了这么些资料，也算对得起他了。”言辞间，还透露着“写关于鲁迅的书，自己并不情愿”的意味。

人总容易在不经意间“心想事成”，就在他说完这话后不久，他想写鲁迅的文，竟也真的写不成了。为何？因为六十年代，他的“汉奸”身份，让他不被允许在大陆发表作品，他只能从事翻译工作了。好在翻译本身也是周作人乐于从事的工作，可翻译的收入，比写文章、出书可要低多了。习惯了过优渥生活的周作人很快感觉到“日子艰难”了，他当时不仅养着自己的一家三代，还养着弟弟周建人的前妻（羽太信子妹妹）和孩子。

因为手头拮据，他不断向有关部门、友人请求援助。他的援助对象不仅包括大陆，还包括海外的友人等。这一阶段的他，显然已经不顾及任何了。每次，翻译的稿费一到手，他就先还钱，接着又借钱补墙。他和羽太信子晚年多病，长期要看病、吃营养品，享受不到公费医疗的情况下，周作人难免因为医药花销大而心生怨言。而他和羽太信子的感情，也因经济问题的日益严峻，而变得裂缝日大。

晚年的羽太信子和周作人长期争吵，这种争吵一直持续到羽太信子于1961年辞世才停止。羽太信子死后，周作人丝毫没有怀念她的意思，只觉得是一种解脱。此后，他将所有时间精力都放入了翻译、写作上。羽太信子去世的第二年，他完成了40多万字的《知堂回想录》。回忆录里，他将自己晚年的经历称之为“受辱”，他还反复强调自己“寿则多辱”。实际上，他当时的生活虽不再如他被哥哥鲁迅养着、做汉奸时那般滋润，却也还算过得去，更谈不上“受辱”。

从来“心想事必成”，一心“想着”受辱的周作人，竟真的受辱了。他在写完回忆录后4年，因曾做过汉奸，而被红卫兵拉到院中大榆树底下用皮鞭、棍子抽打，家也被查封。家被查封后，周作人无处可住，儿媳妇求情，才让他得以在厨房角落里拼了个铺板床让他躺卧。这次受辱后，周作人痛不欲生，他几次央求家人给他弄点安眠药来，想自杀。可叹，年已82岁的他，竟一不留神在此后又熬过了近一年。

1967年5月6日，周作人在喝下保姆端来的一碗玉米面糊糊后，就趴在铺板上睡了。几个小时后，儿媳发现他已经去世了。因周作人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人，没人知道他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，自然，他也没有任何遗言留下。

周作人曾在死前一年，即1965年4月26日留下了遗嘱，遗嘱内容是：“余今年已整八十岁，死无遗恨，姑留一言，以为今后治事之指针尔。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，亦随便埋却。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。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，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，识者当自知之。”可惜，周作人翻译的《希腊对话》终被时间淘汰了，他所译的版本，终因语句太过难懂，而落到了“无人问津”的下场。

周作人的一生，从汉奸到文化翻译，从被哥哥鲁迅抚养到晚年孤独离世，充满了悲喜交织的元素。他的故事，既是对一个时代变迁的见证，也是对一个文化人命运的反思。